泾惠快讯
昨日故友来时,问起碑亭中一通石碑上两个小篆的字,不禁汗颜,随即查阅了丰利渠的相关资料,对丰利渠的认识更深了一些。宋丰利渠修建在宋神宗年间,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引泾渠道首次开凿在岩石上,工程非常之艰巨,引水效益之显著,在古代引泾工程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重修泾川五渠记碑中记载:“后宋熙宁、大观间,殿中丞侯可、秦风经略使穆京,累自洪口上流,凿山为渠,叠石为岸,凡四十有二丈,下达白渠,获敕赐名者丰利渠也。另据《绩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载: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宋神宗赵顼同王安石谈论农田水利时曾说:“三自渠为利尤大,兼有旧迹,自可极力兴修。”同年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和泾阳县知县侯可提出了一个开石渠的方案,其主要渠线为“自石门创口至三限口合入白渠”这是引自《黄河水利史述要》第191页上所录开石渠的主要史料。北宋神宗时,由于王安石变法,颁诏诸路部署水利。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遣使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十一月丙子颁“农田水利约束”由此看来,当时宋王朝意图兴经济,对于兴修农田水利是比较重视的。在陕西路,将扩建之三白渠工程列为全国重点工程之一。其实在《宋史河渠志》上亦载有“熙宁五年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议修郑白渠。诏都水丞周良儒相视。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当时王安石对开石渠的设计方案非常赞赏并立即请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宋神宗也说“纵用内帑钱,亦何惜也”看来,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扩修三白渠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泾阳县知县侯可,侯可曾为当时长安善感禅院内所打新井亲自撰写了《京兆府善感禅院新井记》,此碑现存西安市碑林藏室,此碑于熙宁七年正月晦日竖立,侯可的署名及官衔是“提举兴修白渠及专切管勾见行渠堰事宣奉郎守殿中丞骑都尉侯可撰”。侯可参与修三白渠工程已由该石碑所证实。二是开新渠的地点名称不同,《述要》所录史料是“自石门创口至三限口合入白渠”。而《宋史河渠志》上是:“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此处所谓“创口”同“洪口”是否是在泾河上同一河段,还是两个地点,石门是否指白渠口的将军翣所在地,按照清朝毕沅所撰(关中胜迹图》所附水利志谓:“瓠口”“瓠中”“洪口“洪门“石门”等都是指泾河出山峡后的一段河道大弯曲的地方。春风路经略使穆京在出使陕西时,接受宣德郎范镐、承直郎穆卡关于开修洪口石渠的献议,上奏宋徽宗,诏准予兴修洪口石渠,以水兴车提举常平使者赵佺主其事。扩建工程是在宋神宗时期所开而未能完成的石渠工程基础上进行的。从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起,到四年九月止,在两年之内完成了长3141尺、上口宽14尺、底宽12尺,深浅随山势而变,最深处38尺的旁山石渠1条,暨长3978尺,底宽50尺,上口宽58尺,深浅也因地势而异,最深处75尺的土渠1条。“石渠自泾水上流凿山尾”与土渠接(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土渠北自石渠口东南与故白渠接。二渠共用工七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完工后,“灌泾阳礼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上嘉赐名丰利渠”《长安志图》)“一昼一夜所灌田六十顷,同一岁可二万顷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
丰利渠渠首工程遗址,在泾惠果渠首段众多的古石渠引水口中是最为完整的古迹,经野外考证和在大比例尺地形图上量算,其土、石渠总长度均与地面残存遗迹相符。丰利渠进水口恰在火烧岭之北,渠口石壁上有两道闸门石槽,相距680厘米,还有安装木绞关辘轳轴的石窑,窑内石面已经磨光,说明闸门启闭频繁,运用时期较长,闸门槽以上的石壁上还留有方形石窑,估计应为工作桥过梁的支点,在其左岸石壁上刻凿着宋代观测洪水位的水则和控制引水入渠的中低水水深的水则。石渠进水闸之外,还有北引水石渠残迹,南引水石渠已被洪水冲失,低陷可辨,经丈量,北石引渠残迹长48米,很接近史料所载的150尺,在北引水石渠的临泾水一端现仍残存许多立柱子的石窝,在连山石上还凿有拴绳索的石环。
宋元明清四代迭修的丰利、王御史、广惠、龙洞诸渠,名称虽异,实皆循白渠之旧,唯有渠首有凿石创新之功。兴建在泾河岩石河岸的古渠口,对于生产力低下,技术水平落后的古代人来说,都是一项规模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古人有撰文纪功并刻石永存的传统,仅从碑亭一通石碑“敕利”二字中便可知,古代水利工程都是大臣建言,朝廷下圣旨,由地方统一施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耗费数十年时间,方可通水运行,以资农田灌溉,可以想象我们勤劳的中华民族用双手兴修水利,付出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文化自信。那么水文化就要从文化自信的高度提高对水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抓好“保护--传承--弘扬”这个主旨思路不变,大力弘扬宣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张“金名片”,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